环保部：496个空气监测网点实时查PM2.5

比较而言，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中，法院仅仅具有解决纠纷的职能，而不具有提供正义规则的职能，正义的规则是由主权者提供的，法院只能让当事人在个案中感受到主权者提供的法律规则的正义，而不能独立提供法院的正义。

[6]但亦有学者坦言：作为实践哲学的法律方法论并不是法律人办案的行动方案，仍然是一种理论形态，描述的是法律思维方式。③如有学者指出：最近30年来的法理学选题大多来自于政治决策和指导思想中的关键词。

如沙龙·汉森所言：法律家总是用语言工作。(二)法学理论具有寻找法律路径的功能 法官形成判决的过程实质上是寻找法律的过程。[20]62伯恩·魏德士认为：在法学与法理学中，除非出现严重的功能失灵与歧途，则不可能存在无实践基础的理论或者无理论基础的实践。[3]他们对关注司法实践所作的理论研究是否能产生实际效用，持怀疑态度。首先，法律实务者所要求的理论与学者面向实践所做的研究存在距离。

由于法律的翻译性移植，中国近现代法学在知识生成过程中基本忽略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和研究，法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Bartolus与Baldus二位疏证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对后世法学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德国现代法学的直接法源。反过来，司法界权虽然看似只是做出的个案裁量，但是影响所及，却和制定普遍规则的立法界权并无二致，两者都会影响到规制选择之后的类似行为，都会系统性地改变辖区之内的行为模式。

所谓司法定价，因此仍然是一个分配正义问题。而法律的边界，即法律是否做出权利界定，无须比照选择企业、市场或其他定价机制的边际交易成本，而且恰恰是在改变和决定着企业或者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初始的权利界定，在于划分人际界限，明确权利归属，是分配正义问题。要建立一个"界权可能性边界"，总要明确界权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规则制定者可能是争议双方中的强者，权利的界定依靠"强权决定权利"（might makes right）。一句话，未经界权就无法定价。

[13]市场的交易成本和法律的管理成本，构成了这两种定价体制的相对价格。潜在的界权选项可能是法律本身的另一种界权方式，比如是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是民事惩罚还是行政制裁，是财产规则还是责任规则，是积极干预还是不予受理，等等。彼时彼刻，这些权利争议即使有人提了出来，也不会被认真对待。具体承担公共人格的私人个体如何行事是一回事，公共人格本身的行动意义是另一回事。

实质的逻辑关系在于，利益分歧产生权利争议（即科斯所谓的"权利界限不清"和"交易成本过高"），权利争议需要法律界权（产生"界权需求"）。诚然，有时候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是"公了"还是"私了"，而且在"公了"过程中双方往往还可以通过"私了"而退出"公了"，比如普通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的不告不理和庭外或当庭和解。不同于市场和企业以自愿交易为基础，法律的运行是对暴力强制的行使。Goodridge v .Dept. of Public Health ,798 N. E. 2d 941 （Mass. 2003）。

比如全体一致或者欺诈胁迫达成的协议，很多人误以为是一种"市场交易"，是一种"私人界权"。而事后的损害赔偿，则是恢复原有关系，确定权利价格，是校正正义问题{5}（P.393）。

在只有价格分歧没有利益分歧的情况下，即在权利归属清晰的情况下，法律仍然没有介入的必要。权利总是具体处境中的行为界限。

[34]不仅在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经历着权利变更和法律发展，司法实践中提出了诸如列名权、同居权、亲吻权、生育权、裸体权等创意新鲜的权利争议{9}。尽管我们看到的是法官判案和议员表决，但其实质意义是法院和议会的权利界定。正如盛洪教授看到的，科斯笔下的法律界权之不同于市场交易，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是由非当事人来作的决策。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41]See Posner, supra note 14, preface. 【参考文献】 {1}[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只是考虑到了制度需求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制度的供给。

See Antonio Nicita and Matteo Rizzolli, Incomplete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ary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The c-evolu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2004）。市场和法律之间的边际交易成本替代率，决定了市场和法律的边界。

法律界权在客观上的作用只是再一次的财富"分配"，是一个"分配正义"问题。因此司法上的损害赔偿往往被理解为是法律代替市场进行"强制交易"或者"校正交易"（corrective transaction）[29]这并不正确。

比照生产过程中用以描述"生产成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交易过程的"交易成本"和界权过程的"界权成本"，同样可以描述为"交易可能性边界"（TPF,transa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和"界权可能性边界"（DPF,delimita-tion-possibility frontier）。确切地说，法律的边界取决于边界界权成本，取决于法律界权的供给需求关系，取决于法律与其他界权体制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从利益分歧到权利既定，这一过程所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是"界权成本"。[29]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spen Publishers, p. 6（2002）． [30]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都选择利用法律界权解决原本可以通过私人谈判解决的利益分歧。司法能够影响资源配置的只是其界定的权利范围，正如月球能够影响月光的只是其形成的反射区域。比如事故是由于路人强闯红灯所致。

只要法院给出蛋糕分配的具体方案，市场就会得出各方所得的具体价格。在毛皮贸易出现之前，北美洲拉布拉多半岛的印第安人只会逐草而生。

五、法律的边界 作为一个分配正义问题，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界权体制，法律的边界，应当由与之相互替代的其他界权体制来划定。这是因为，以往的庇古主义福利经济学关注的是"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把分析集中在制度中的具体不足之处，常常产生这样一种观念：任何消除缺陷的方法肯定是人们所需要的。

科斯主义的基本思路在于，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可以有两个替代：一个是企业，另一个是法律。法定价格不过是市场价格的反映，正如月光只是源自于对日光的反射。

法律这一私人个体之外的公共权威，行使的是超越私人定价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是与私人定价相对的"公共强制"。{6}吴玲、刘志国："产权配置过程中的公正与效率--来自科斯定理缺陷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如卡多佐所说，"法律的终极原因在于社会福利"{3}（P.39）。比如周其仁教授强调的小岗村农民订立的集体承包合约，就是这样一种权利界定。

[5]交易成本，就是不同定价体制之间的边际替代关系。总之，法律的性质，是权利的定界，而非权利的定价。

中译本见科斯："企业的性质"，载罗卫东编选：《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80页（中译文选自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但却一直被作为了不同的经济现象，并且对应于法律干预市场的不同作用："节省交易成本"和"澄清权利界限"。

只不过，法律的替代制度是其他强制性的界权机制，而非市场或企业这类自愿的定价机制。很显然，如果当事人对于责任的归属并无异议，那么他们仍然可以进行事后谈判。